采访组：
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？
赵秀全：
近平给我上过课，也在我家吃过饭。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，是近平帮我找猪。
有一天，我在喂猪之前，先清一清猪圈，就把猪放出来了，等清完猪圈，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，我就松心（陕北方言，疏忽）了，我想，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，它自己就回去了。结果，这家伙趁机就跑了！
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，一看，猪咋没了？急得我呀，把盆子往地上一撂，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，一边找一边骂：“这缺德的猪，你要是丢了，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？”找了一圈，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，这么大个村子，这么多山，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咋也找不到了。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。
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，刚到家门口，我一看，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，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，没跑成嘛，它心里可能也气。
近平一看见我，就说：“你咋不把猪圈好嘛！”
我说：“哎呀，我没留神，就让它跑了。近平，你咋找到的这猪？”
近平说：“我一看这猪，就是你喂的那只，就给你赶回来了。你咋不看好嘛？猪要圈好，可不能让它随便跑。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，可不敢粗心大意！”
我连声答应：“是！是！”
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，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；一是他说的在理，我应该接受；二是猪找回来了，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。
“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”
采访组：
您好，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
赵勋功：
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，我是村里的会计。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，一有时间，总跟他拉话。有时候，近平也在我家吃饭。
近平来了以后，经常组织我们开会，还办夜校，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，还有唱歌、跳舞，我们都很感兴趣，一听说近平开会，都赶紧过去。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，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，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，底下拉话的拉话，纳鞋底的纳鞋底，瞌睡的瞌睡。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，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。因为啥？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，讲路线教育，讲咱农村的这些事，特别实在，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，讲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。我们很佩服他，对他说：“近平，你这个脑瓜子，真是了不得！”
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，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，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，也没吃到什么好的。近平干活很能吃苦，和我们干一样的活，比我们还下力气。
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送他。我们也不想他走，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，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。当时我们都觉得，近平是个好后生，都不舍得他走。他在我们赵家河，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，打坝、修梯田、开会、办夜校，教给我们很多东西，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……直到今天，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，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。
“近平帮老汉拉车”
采访组：
赵胜利同志，您好！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“蹲点”期间，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，一起相处了几个月。请您讲一讲，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？
赵胜利：
1973年，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，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，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。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，劳动非常积极，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，群众反映很好，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，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。于是，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“蹲点”（指驻扎在生产队主持工作），负责路线教育工作。
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。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，大约是三四月份，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。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，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。他来的时候，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，他说：“同志们好，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，我叫习近平。”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。就这样，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，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。
采访组：
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，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？
赵胜利：
开始，我们跟他还不太熟，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，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。
近平来之前，我们村上开会，搞社教，大家都没什么兴趣，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。那些政治啊，口号啊，路线啊，斗争啊，批判啊……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，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？社员们对“社教”都没兴趣，去“受教育”的时候也东拉西扯，不认真听。两三百人，一乱起来，会就没法开了。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：“大家好好听啊！别瞌睡了！别在下面开小会！”但是这也没什么用，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。
但是，自从近平来了，只要他开会搞社教，大家都准时去，会上秩序也特别好，大家不仅认真听，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。当时，我们队里有个“俏皮话大王”叫任厚成，他说：“近平讲话，能把人听憨了！（意思是“听傻了，听呆了”，形容人听的时候投入、忘我的状态）”
采访组：
这是为什么呢？
赵胜利：
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，特别有意思。他这个人，从性格上来说，待人很随和，亲和力很强，而且知识丰富，记忆力非常好，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。而且，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，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化，各方面都了解。他搞路线教育，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、喊口号，而是寓教于乐，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。而且他说的话题，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。
近平给我们讲过，他四五岁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，周总理慈祥又亲切，拉着他的手，还抚摸他的头。当时我们听了，都羡慕得不得了。毛主席、周总理，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，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。
我们村里的社员，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，那时交通不便，村里人甚至到镇上、县上的次数都不多，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。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、历史、文化，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各地的风土人情，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。
同时，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、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。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，有什么国家，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……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、民族、气候情况、地理环境……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，他都能说给大家听。
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，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。有一次，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“水门事件”，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，对“美帝国主义”一无所知，更不知道“水门”是啥，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，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、美国两党之间的“驴象之争”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。一晚上讲不完，近平就来个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。还有一次，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《三笑》的电影讲给我们听。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，但是他看了以后，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，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，讲得又生动，又有趣。我们听得聚精会神，如痴如醉。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，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。
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、政治常识、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、文化艺术，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，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，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。那时候，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“讲课”，跟他拉话，和他交流，学政治，学文化，学文艺，读书，看报。从中开阔了眼界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。
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，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：白天我们一起劳动，“战天斗地”；晚上开会，聊得热火朝天，大家笑声不断。散会以后，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，说说劳动的事，安排第二天的工作，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，经常拉到深夜。
采访组：
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，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，基建、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？
赵胜利：
是的。作为驻村“蹲点”的社教干部，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，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；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，领导社员生产建设。
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，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，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，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，都安排，都领导，并且都做得很好。这是很不容易的。
近平来了以后，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。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治理神车沟。这个山沟，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，增加土地；另一部分社员反对，认为打坝不妥。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，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。
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，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，探讨这个问题。会上，大家畅所欲言，有的说：“打坝行不通，一到夏天，山洪如果下来，就把庄稼都淹了。损失怎么办？”有的说：“洪水如果不来，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。你要不打这个坝，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，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！”我和老书记赞成干，很多人不赞成干，大家各说各的理，争执不下，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，就问他：“近平，你是什么看法？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？”近平说：“应该打。”
一锤定音，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，第二天，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。白天大干，晚上夜战，不到三个月，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，打好了坝，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近百亩的土地。而且坝地易于灌溉，是高产地。现在，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，每年的产量都很高。
采访组：
请您讲一讲“知青林”的故事。
赵胜利：
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，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。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，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，组织全县各公社、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。当时，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，一人扛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。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、开会、学习。中午吃完饭，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，种好树，浇了水，大家各回各家。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。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。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，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，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，风吹起来的时候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铺天盖地的，很有气势。那里的景色很美，特别是金秋时节，就像一幅油画，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，都会多望上几眼。
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，像政治教育、办扫盲学习班、农田基本建设、粮食生产、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，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，非常有计划性，一件接一件地干，在他回梁家河之前，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。所以，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，看起来非常短暂，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。
采访组：
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，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？请您回忆一下。
赵胜利：
有两件小事。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。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，有个厕所，这个厕所是公用的，住这排窑洞的人，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。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，也非常简陋。当时陕北农村，生活很艰苦，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。挖个坑，周围随便用木头、秸秆、土坯一挡，上面盖个草棚子，就当厕所了。所以俗称“茅厕”。男人站在里面方便，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。
近平来了不久，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。他把旧的厕所拆掉，重新用砖和石头砌，扩大了面积，又加高了围墙，一间男厕，一间女厕，都是分开的，宽敞多了，而且隐秘性比较好。大家一看，这样确实很方便，就纷纷效仿，在他的带动下，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。不久之后，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。
还有一件事，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。有一次，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，走到半路上，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，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。我一看，这位老汉我认识，他是冯家坪人，名叫冯俊德。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，接下来，还没等我说话，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：“老大爷，您这么大年纪，还能拉得动车？”冯俊德说：“能成！”近平说：“来，我帮你拉一段！”冯俊德也确实累了，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，就很高兴，说：“好啊，多谢你了。”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，拉起来就走。
我说：“冯大爷，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？”
冯俊德说：“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，拉回家烤一烤。”
冯俊德又问近平：“后生，你是哪里的？我之前没见过你。”近平回答说：“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，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，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。”冯俊德说：“北京的娃，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。”近平说：“经常干，就熟了。”冯俊德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近平回答：“我叫习近平。”
冯俊德说：“你姓习？这个姓可不多见。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，就知道一个姓习的，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。”
近平说：“老大爷，你知道习仲勋？”
冯俊德说：“那咋能不知道嘛！那时候刘志丹、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。刘志丹管军队，是军委主席；习仲勋管政府，是政府主席。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，就当上了‘娃娃主席’，我们陕北人，都知道习仲勋。”
近平说：“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。”冯俊德吃了一惊，喜得大声说：“哎呀，好后生，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！”我们三个一路走，一路拉话，很快就到了冯家坪。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，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，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，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，喝口水。近平说：“不了，谢谢，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。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。”
从这以后，冯俊德逢人就讲“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”的事情，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，很自豪，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。他说：“这事，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——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。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