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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(八)
2017-11-10 09:04   《学习时报》

采访组:

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?

赵秀全:

近平给我上过课,也在我家吃过饭。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,是近平帮我找猪。

有一天,我在喂猪之前,先清一清猪圈,就把猪放出来了,等清完猪圈,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,我就松心(陕北方言,疏忽)了,我想,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,它自己就回去了。结果,这家伙趁机就跑了!

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,一看,猪咋没了?急得我呀,把盆子往地上一撂,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,一边找一边骂:“这缺德的猪,你要是丢了,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?”找了一圈,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,这么大个村子,这么多山,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,我咋也找不到了。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。

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,刚到家门口,我一看,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,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,没跑成嘛,它心里可能也气。

近平一看见我,就说:“你咋不把猪圈好嘛!”

我说:“哎呀,我没留神,就让它跑了。近平,你咋找到的这猪?”

近平说:“我一看这猪,就是你喂的那只,就给你赶回来了。你咋不看好嘛?猪要圈好,可不能让它随便跑。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,可不敢粗心大意!”

我连声答应:“是!是!”

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,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;一是他说的在理,我应该接受;二是猪找回来了,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。

“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”

采访组:

您好,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?

赵勋功:

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,我是村里的会计。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,一有时间,总跟他拉话。有时候,近平也在我家吃饭。

近平来了以后,经常组织我们开会,还办夜校,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,还有唱歌、跳舞,我们都很感兴趣,一听说近平开会,都赶紧过去。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,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,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,底下拉话的拉话,纳鞋底的纳鞋底,瞌睡的瞌睡。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,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。因为啥?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,讲路线教育,讲咱农村的这些事,特别实在,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。除此之外,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,讲得清清楚楚,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。我们很佩服他,对他说:“近平,你这个脑瓜子,真是了不得!”

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,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,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,也没吃到什么好的。近平干活很能吃苦,和我们干一样的活,比我们还下力气。

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,我们几个人送他。我们也不想他走,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,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。当时我们都觉得,近平是个好后生,都不舍得他走。他在我们赵家河,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,打坝、修梯田、开会、办夜校,教给我们很多东西,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……直到今天,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,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。

“近平帮老汉拉车”

采访组:

赵胜利同志,您好!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“蹲点”期间,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,一起相处了几个月。请您讲一讲,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?

赵胜利:

1973年,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,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,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。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,劳动非常积极,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,群众反映很好,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,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。于是,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“蹲点”(指驻扎在生产队主持工作),负责路线教育工作。

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。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,大约是三四月份,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。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,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。他来的时候,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,他说:“同志们好,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,我叫习近平。”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。就这样,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,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。

采访组:

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,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?

赵胜利:

开始,我们跟他还不太熟,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,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。

近平来之前,我们村上开会,搞社教,大家都没什么兴趣,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。那些政治啊,口号啊,路线啊,斗争啊,批判啊……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,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?社员们对“社教”都没兴趣,去“受教育”的时候也东拉西扯,不认真听。两三百人,一乱起来,会就没法开了。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:“大家好好听啊!别瞌睡了!别在下面开小会!”但是这也没什么用,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。

但是,自从近平来了,只要他开会搞社教,大家都准时去,会上秩序也特别好,大家不仅认真听,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。当时,我们队里有个“俏皮话大王”叫任厚成,他说:“近平讲话,能把人听憨了!(意思是“听傻了,听呆了”,形容人听的时候投入、忘我的状态)”

采访组:

这是为什么呢?

赵胜利:

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,特别有意思。他这个人,从性格上来说,待人很随和,亲和力很强,而且知识丰富,记忆力非常好,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。而且,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,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化,各方面都了解。他搞路线教育,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、喊口号,而是寓教于乐,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。而且他说的话题,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。

近平给我们讲过,他四五岁的时候,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,周总理慈祥又亲切,拉着他的手,还抚摸他的头。当时我们听了,都羡慕得不得了。毛主席、周总理,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,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。

我们村里的社员,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,那时交通不便,村里人甚至到镇上、县上的次数都不多,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。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、历史、文化,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,各地的风土人情,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。

同时,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、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。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,有什么国家,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……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、民族、气候情况、地理环境……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,他都能说给大家听。

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,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。有一次,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“水门事件”,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,对“美帝国主义”一无所知,更不知道“水门”是啥,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,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、美国两党之间的“驴象之争”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。一晚上讲不完,近平就来个“且听下回分解”,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。还有一次,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《三笑》的电影讲给我们听。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,但是他看了以后,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,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,讲得又生动,又有趣。我们听得聚精会神,如痴如醉。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,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。

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、政治常识、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、文化艺术,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,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,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。那时候,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“讲课”,跟他拉话,和他交流,学政治,学文化,学文艺,读书,看报。从中开阔了眼界,学到了很多的知识。

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,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:白天我们一起劳动,“战天斗地”;晚上开会,聊得热火朝天,大家笑声不断。散会以后,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,说说劳动的事,安排第二天的工作,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,经常拉到深夜。

采访组:

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,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,基建、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?

赵胜利:

是的。作为驻村“蹲点”的社教干部,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,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;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,领导社员生产建设。

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,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,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,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,都安排,都领导,并且都做得很好。这是很不容易的。

近平来了以后,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。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,就是治理神车沟。这个山沟,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,增加土地;另一部分社员反对,认为打坝不妥。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,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。

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,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,探讨这个问题。会上,大家畅所欲言,有的说:“打坝行不通,一到夏天,山洪如果下来,就把庄稼都淹了。损失怎么办?”有的说:“洪水如果不来,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。你要不打这个坝,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,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!”我和老书记赞成干,很多人不赞成干,大家各说各的理,争执不下,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,就问他:“近平,你是什么看法?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?”近平说:“应该打。”

一锤定音,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,第二天,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。白天大干,晚上夜战,不到三个月,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,打好了坝,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近百亩的土地。而且坝地易于灌溉,是高产地。现在,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,每年的产量都很高。

采访组:

请您讲一讲“知青林”的故事。

赵胜利:

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,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。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,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,组织全县各公社、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。当时,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,一人扛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。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、开会、学习。中午吃完饭,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,种好树,浇了水,大家各回各家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,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,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。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。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,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,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,风吹起来的时候,树叶沙沙作响,铺天盖地的,很有气势。那里的景色很美,特别是金秋时节,就像一幅油画,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,都会多望上几眼。

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,像政治教育、办扫盲学习班、农田基本建设、粮食生产、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,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,非常有计划性,一件接一件地干,在他回梁家河之前,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。所以,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,看起来非常短暂,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。

采访组:

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,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,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?请您回忆一下。

赵胜利:

有两件小事。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。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,有个厕所,这个厕所是公用的,住这排窑洞的人,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。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,也非常简陋。当时陕北农村,生活很艰苦,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。挖个坑,周围随便用木头、秸秆、土坯一挡,上面盖个草棚子,就当厕所了。所以俗称“茅厕”。男人站在里面方便,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。

近平来了不久,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。他把旧的厕所拆掉,重新用砖和石头砌,扩大了面积,又加高了围墙,一间男厕,一间女厕,都是分开的,宽敞多了,而且隐秘性比较好。大家一看,这样确实很方便,就纷纷效仿,在他的带动下,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。不久之后,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。

还有一件事,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。有一次,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,走到半路上,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,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。我一看,这位老汉我认识,他是冯家坪人,名叫冯俊德。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,接下来,还没等我说话,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:“老大爷,您这么大年纪,还能拉得动车?”冯俊德说:“能成!”近平说:“来,我帮你拉一段!”冯俊德也确实累了,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,就很高兴,说:“好啊,多谢你了。”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,拉起来就走。

我说:“冯大爷,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?”

冯俊德说:“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,拉回家烤一烤。”

冯俊德又问近平:“后生,你是哪里的?我之前没见过你。”近平回答说:“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,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,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。”冯俊德说:“北京的娃,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。”近平说:“经常干,就熟了。”冯俊德问他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近平回答:“我叫习近平。”

冯俊德说:“你姓习?这个姓可不多见。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,就知道一个姓习的,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。”

近平说:“老大爷,你知道习仲勋?”

冯俊德说:“那咋能不知道嘛!那时候刘志丹、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。刘志丹管军队,是军委主席;习仲勋管政府,是政府主席。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,就当上了‘娃娃主席’,我们陕北人,都知道习仲勋。”

近平说:“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。”冯俊德吃了一惊,喜得大声说:“哎呀,好后生,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!”我们三个一路走,一路拉话,很快就到了冯家坪。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,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,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,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,喝口水。近平说:“不了,谢谢,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。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。”

从这以后,冯俊德逢人就讲“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”的事情,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,很自豪,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。他说:“这事,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——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。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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